论人民民主革命：采访何塞·马利亚·西松
论人民民主革命 何塞·马利亚·西松教授回答主持人安赫洛·戈迪诺的提问 《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第三章：人民民主革命 NDLine Online: National Democratic Online School, Pinas Serye with Tito Jo, June...
理论
阿吉特:新冠病毒，其社会根源与病毒本身一样重要
新冠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医疗设施的发达国家。尽管人们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原因，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导致了公共卫生服务被削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和意大利，缺乏及时的治疗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绝大多数美国穷人而言(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即使是初级保健也是一种奢求。 失业的中间阶级也处于同样的窘境中。因此，他们不会一生病就去看医生。而当他们被迫自求多福时，疫情已经失去了控制。缺乏足够的设备或医疗人员则使情况变得更糟。特朗普和其他帝国主义统治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的健康，而是维持日常的、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这也导致了那里的死亡率的飙升。而如此巨大的损失只是由一种死亡率仅为2%的疾病造成的。这尖锐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及其根源资本主义的无能和反人民的性质。 这些罪犯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仅是如此。有人认为这种病原体的出现是偶然的，没有人能阻止这一点。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多只能认为防疫的应对措施中确实存在一定的缺点。有人把病毒描述为来自自然的一种报复，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自然当然不是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报复我们的。这在将来也不会发生。然而，从恩格斯的话来看，这类事情无疑是已经发生了的。 恩格斯写道，虽然人类可以自我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最终仍将会受到来自自然的沉重打击，从而提醒人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他指的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而这些话无疑是揭露了资本主义诉求的空洞，也暗示了其破坏性发展方式的危险。 这在今天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和蔓延中表现地很明显。有些人已经将其归结为单纯的基因因素，从而掩盖了帝国主义关系对世界的束缚作用。即将出版的《每月评论》五月刊的头版文章（由罗伯·华莱士、亚历克斯·利伯曼、路易斯·费尔南多·肖和罗德里克·华莱士联合撰写）对这一作用进行了科学分析和论证。 他们的分析也是从武汉的海鲜市场开始的。但他们并没有陷入被帝国主义世界的东方主义凝视（orientalist gaze）猎奇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相反，他们的文章进入了这个市场所揭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在武汉最大的市场上，野味（exotic food）行业是如何在更传统的家畜旁做生意的？”–这就是他们的起点。 他们指出，“远远超出渔业，世界范围内的野生食品是一个越来越正规化的行业，并不断被扶持工业生产的相同资金来源所资本化。”一条产业链从武汉市场延伸到毗邻野生自然环境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区，养殖着野味与传统食品。紧接着，一些贸易/运输链将这些中心连接到不同的国家和大城市。从而新冠病毒也就抵达了，并且由这种方式传播着，很像之前的SARS。 一些跨国公司，如强生公司，已经准备了一张可行性地图，标明未来的新的生殖细胞可能出现在何处。他们所采用的地理观点指向第三世界国家。但《每月评论》的文章批评了这种方法。它指出，“聚焦于疫情爆发区导致忽视了影响流行病的发展的全球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关系。”如果把这些关系考虑在内，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全球资本的主要来源——纽约、伦敦和香港—会被发现为最糟糕的热点地区。这些对人类有害的新病毒是从野生生物中传播开来的。今天，这一切大部分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界（boundaries of capitalism）。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森林地区。森林砍伐破坏了携带疾病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从而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几天之内，新的病原体从人迹罕至的森林开始了它们的旅程，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全球化的庇护下，扩散至全球。 这篇文章的要点可以概括为:热带森林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病毒，但由于资本造成的森林砍伐以及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缺陷，这些病毒已经进入了人类生活的主流。 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是造成当前悲剧的根源。它的首要解决办法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毁灭和共产主义计划的成功。这是实现一种珍视人的生命、补偿自然的人性的唯一途径，而这些生命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事实上，古巴和越南都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它们今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关系重新纠缠在一起。当中国提高了工资时，全球垄断组织转移到了越南。然而，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些遗迹仍然存在着。...
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
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2016年第四季度顺利召开。它召开于2016年10月24日至11月7日，以作为庆祝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一种方式。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近五十年来，首次召集了代表近七万党员的重要领导人和干部，以加强党的团结，在积累的胜利和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并选举新的领导班子的代表大会。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既是积累的力量和能力的证明，也是召集一大批干部的决心的证明。它还强调了反动国家不能摧毁武装革命运动。 尽管敌人进行了残酷的军事行动，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是在一个游击队基地内胜利地召开了。 会议由新人民军的一个营的红色战士保护，并得到了该地区的农民群众和原住民少数民族群体的无限支持。 第二次代表大会由120名代表组成，有出席的，也有不出席的。在出席者中，约30% 的人年龄在60岁以上，约60% 的人年龄在45岁-59岁之中，15% 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下。最年长的代表已经70岁了。最年轻的代表只有33岁。 从党员人数来看，棉兰老的五个大区的干部约占全体代表的45%，吕宋占40%，米沙鄢占14%。其他的代表们则分别代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委员会。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更大的团结，更大的胜利”为主题，着眼于党的48年历史，总结了当前的主客观条件，重申了党把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决心。 对《菲律宾共产党章程》的修改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菲律宾共产党章程》，以反映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运用作为思想指导的马列毛主义的经验。 《党章》中最重要的修改是载有党的基本原则的详细的序言，其中包括：对菲律宾社会的具体情况的分析；党的民族民主路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铺平道路而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纲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立场和历史；推进持久人民战争、进行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以及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战略与策略。 一篇新的文章介绍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此外，《党章》还进行了以完成经济类别的核算以及修改接受党员资格方面的安排为目的的修正。其中，增加了一项新规定：被指派在菲律宾共产党的范围内工作的外国兄弟党的党员被允许接收为菲共党员。...
Antifa简史与评析
“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组织良好的自卫机构。这样，每当法西斯主义使用暴力时，它就必须得面对无产阶级的暴力。” ——克拉拉·蔡特金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以来，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抵抗，而是无论法西斯主义出现在哪里，都要积极地反对和粉碎它。其中一个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由德国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它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目的是开展战斗性的反法西斯工作。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被取缔后，为了继续其激进的反法西斯工作，德国共产党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并首次把它命名为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在纳粹政权的暴力镇压下，反法西斯行动于1933年停止运作。而纳粹政权本身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击败。 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复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再次陷入危机，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开始出现和增加。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采用，为法西斯主义者在沮丧的工人阶级中巩固自身基础提供了素材。利用反犹阴谋论、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融合，法西斯主义开始在街头形成。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采用了一种将他们对纳粹的喜爱与光头反文化（skinhead counter-culture）的共谋结合在一起的美学——从而产生了典型的“新纳粹光头”（neo-Nazi skinhead）。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组织包括战斗18（Combat 18）、鲜血与荣誉（Blood and Honour）、锤子壳（Hammer Skin）、白人雅利安抵抗（White Aryan Resistance）以及加拿大的传统阵线（Heritage Front）。...
JMP:没有“第四国际”
译者的话：这是一篇很具讽刺性的文章，希望中国的“第四国际主义者”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所有关于所谓的“第四国际”的言论总是让我感到厌恶，甚至在我被吸引到革命共产主义的毛主义领域之前就是如此。这种厌恶与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感受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与理性有关。听着：如果你的“国际主义”只是意味着一场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就不能称自己为国际。特别是当存在着大约15个相互竞争的，自认为是这个狗屁组织的合法继承人的宗派组织领导的”第四国际”时，你尤其不能称自己为一个国际。 任何认为存在合法的“第四国际”的人，确实需要停下来，理性地思考历史一分钟以上。这样的考虑会使他们认识到，这个所谓的“国际”在诞生之时就有两个主要的缺陷：a)它主要由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朋友组成，尽管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买办（petty-bourgeois comprador）；b)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仍然追随第三国际(实际的国际)，并将“第四国际主义者”视为一群“破坏者”，甚至可能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虽然可能不一定是，但这一指控比第四国际关于其国际的地位的主张更常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声称某种国际与声称世界资本主义已被击败一样可笑。 因此，如果你称自己为“国际”，但甚至与全球外围的有机运动都没有联系，而且主要由位于帝国主义中心的一小群知识分子群体所代表，那么你就不符合任何接近这样一个名称所需的“国际主义”的名号。(而且自从帕布洛主义者*被踢出第四国际，并被扣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之后，那么你就真的拒绝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革命的任何团结！)也许这种“国际”标签适用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因为这些国际主要是建立在欧洲的背景下，但是在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一个成为真正的国际的资格，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的第三国际之后，如果还有一个追溯到过去，并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的回声的国际(值得说的是，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闹剧)，那么很明显你就是藐视国际。甚至托洛茨基，当他还是一名革命领导人时，也参加了（第三国际的组建—译者注）…还是这个托洛茨基，在他死前两年又支持了一个伪国际的创建，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流放的痛苦造成的结果。毕竟，直到他去世前五年左右，他才开始考虑反对将他踢出其行列的实际的国际。 到目前为止，第三国际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和国际兼具的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和个人，其中许多人积极参与革命，出席了会议；议案获得通过，许多所谓的第四国际都会无视这些，而这恰恰是真正的能被称之为国际主义的东西。难怪绝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承认第三国际，对所谓的第四国际除了恶意什么都没有。难怪伪第四国际未能获得吸引力，因为它的许多假设似乎存在于无视以国际主义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第三国际的过程中。 然而，第四国际的捍卫者喜欢假装他们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者，并意淫他们的支持者遍布世界各地。当涉及到整个世界的实际革命史时，他们变得支支吾吾，假装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国际力量，而他们只不过是主要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群体，他们在外围的微小支持群体已经被实际的、有机的，对那些从买办的队伍中涌现出来歌颂第一世界的小资产阶级反对者没有耐心的革命运动，有时甚至是以带有恶意的方式，边缘化了。把“第四国际主义者”当做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是否是正确的，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外围-译者注）这个伪国际的代表既是边缘的，又一般属于全球外围特权阶级的阵营，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是他们所假装的国际主义者。毕竟，当你听从欧洲和美国的命令，并与你的社会背景下的有机运动完全脱节，你只不过是一小群半特权的知识分子，你并不代表一个值得被视为国际的全球运动。 相反，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从来不敢称自己为国际。事实上，当它成立，甚至号召革命共产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它也断言它不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有趣的是，与第四国际不同，RIM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实际的有机革命运动相联系的国际组织：它与秘鲁人民战争有关，它帮助促成了印度人民战争的统一，它曾经把尼泊尔人民战争纳入自己的队伍中，它产生了即将进入自己的革命时刻的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然而，尽管RIM与世界革命有真正的联系，但RIM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定义为不是下一个国际。 与创建第四国际的那些被抛弃和被人厌恶，从未与任何地方的任何具体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不幸或幸运的是)被赶出了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行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参与实际运动的时候，RIM并没有假装自己具有相同的（与第三国际一样的-译者注）国际意义，尽管事实上他们经常具有革命意义。这是因为，当时RIM认识到，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有在下一次世界历史性革命之后才能出现。也就是说，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不同，第三国际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是由第一次共产主义领导的世界历史性革命（指十月革命-译者注）宣布的。在这一刻之后，宣布一个“国际”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共鸣。 即使是同是世界历史性革命的中国革命，也不敢建立第四国际，因为它当时经历了第三国际的解体。事实上，之前的RIM发现难以设想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革命是如何在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国际机构中经历沙文主义的。但第四国际以其傲慢自大的姿态，认为它可以重启整个国际事业，要求世界跟随它的领导，尽管它并不拥有得到世界历史性革命证明的理论，就好像它可以回到第一国际的时代一样。 这一直是问题所在—试图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前存在的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重新启动共产主义理论。与其找出前进的道路，并通过明显失败的灾难来理解成功，最常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只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还是重新开始。那么，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所谓的第四国际不称自己为新的第一国际，因为从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蔑视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一国际。甚至第三国际也没有去使第二国际的失败合法化；它知道第二国际在它的最后时刻破产了，但是在那之前，它已经从有限得多的第二国际中学到了很多—事实上，正如Lars Lih所指出，不管最终列宁和每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是如何离开第二国际的，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影响，列宁甚至不能写出《怎么办？》。从那个国际的灰烬中，列宁和他的盟友成功地发起了第一个真正的国际。 然而，第四国际主义者甚至从来没有费心去接受第三国际的起源和革命原则—他们从该国际成立的历史时刻得到的几乎没有比国际这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有一群相互仇视的第四国际主义宗派，他们与实际存在的革命几乎没有联系(除非认为每一场革命都是“假”的)，在逻辑上不存在这种国际。 这就是为什么我或多或少对那些谈论“第四国际”的人理性地感到厌烦了。作为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而且往往花他妈的很多时间担心定义、语义精确度和逻辑连贯性—我通常对那些谈论“国际”，但似乎并不理解“国际”这个词在逻辑上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感到厌恶。当你对世界的理解更狭隘时(也就是马克思或考茨基的时代)，谈论国际主义是一回事，但将同样的理解转置到一个已被世界革命和全球通讯不可逆转地改变的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希腊历史学家可以说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的一小部分…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让我们弄清楚：没有“第四国际”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从来不符合成为一个国际的条件—自从第三国际以来，没有一个有机的革命运动接受这个虚构的狗屁第四国际的命令，并且通常，虽然在限定的条件下，它们都只是宣称忠于在第三国际中建立的东西。因此，第四国际主义者缺乏使用国际一词的任何语义理由，并且应该立即停止这样做，因为他们藐视理性思维。...
Redspark采访2：论黄背心运动
在我们新节目的第二次采访中，一位法国同志、革命青年成员和《人民事业报》编辑之一讨论了黄背心运动的现状。 Redspark:目前黄背心运动的状况如何? 首先，媒体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这场运动正在逐渐平息，去年12月，这场运动达到顶峰。 然而，经过6个月的斗争，可以肯定地说，这场运动的最初形式，特别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最近两个月。 其次，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导致黄背心运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政府和它的其他资产阶级对手什么也没有解决，群众对现状的普遍愤怒程度很高。物持续上涨，工资冻结，失业率仍然很高，整个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的无能导致了它对任何造反者使用武力的激增。例如，在运动的第二个月，在街上部署了8万名警察，与以前的运动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甚至为使用巡逻部队对付黄色背心铺平了道路。军队被部署在这个大都市，警察被派往留尼汪岛等殖民地维持秩序，这些事实表明，这里的镇压程度是21世纪前所未见的，与二战后数十年的斗争遥相呼应。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在11月17日之前(运动的起点)，还是在12月的环形车道上(环形车道是黄色背心开始运动的地方，用汽车堵住交叉路口，搭起棚屋举行集会)，还是在1月的民众游行，还是在2月的地方集会，或者仅仅在6个月后的现在，都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们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重新站起来，现在正在寻找工具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Redspark：你是如何分析这场运动的现状的? 该运动有若干情况，这些情况导致了它目前的地位。 一方面，这场运动存在内部矛盾，比如它一开始是不同阶级力量的混合体:当然是无产阶级和工人，但举一个极端的反例，卡车运输垄断企业的所有者。几周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不同的原因得到了救助:资本家在一周后得到政府的减税，不再支持这场运动;在暴力行动和游行示威开始后，保守派右翼成为该运动的坚定反对者;对运动感兴趣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对长期的斗争不感兴趣。那时，运动开始使用战术和行动，真正显示它来自群众:拆除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路障，罢工，封锁当地的油罐车等等。但是，要使这些行动在长期斗争中继续下去，就需要一种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在某些情况下是地方性的，但从来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这导致了当地抗议者的分散，失去了动力和兴趣。 另一个矛盾是在投票问题上的分歧:一些“第一批”黄色马甲(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接受了媒体采访，被选中与政府讨论“出路”。“随着5月即将到来的欧洲选举，其中一些人开始试图将运动引向选举主义。这是一次失败，因为大量的“黄背心”候选人只获得了不到1%的选票。媒体对“政党政治”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摆脱“黄色背心”危机、试图影响这场运动命运的方式，结果适得其反。毫不奇怪，几个月前在圣纳泽尔举行的全国黄色背心大会上，黄色背心党决定在选举中不支持任何人，这是重要的，强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另一方面，运动中也有来自外界的问题。第一个和最明显的是镇压的程度，自运动开始以来，镇压已急剧升级，有几千人受伤，一百多人受重伤，十多人被杀。其结果是双重的:首先，一旦国家使用暴力和镇压，运动就变得更加激进，而那些因参加运动而被逮捕和审判的绝大多数人通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然而，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变得更加危险，因为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警察摧毁人们在环形路上的棚屋，或在街上投掷催泪瓦斯和殴打年长的抗议者，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有时逮捕的人数比他们声称参加示威的人数还要多!)这种高水平的镇压，包括身体上的镇压(警察的暴行和使用武器，导致死亡或重伤)和司法上的镇压(数千人的审判导致许多人入狱)，对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地，人们仍在与这种情况作斗争:以特奥和特里斯坦为例，两名抗议者因其穿着黄色背心的激进主义而被审判和监禁，当地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在示威活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群众的支持(无论是否穿着黄色背心)，如5月1日的示威或其他集会。 Redspark:极右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这场运动来提高他们的人气和人数?这个和左翼相比如何? 关于极右翼和运动，重要的是要理解两件不同的事情: 群众运动和街头法西斯集团。从一开始，这些组织就试图渗透到该运动中，有些甚至传播了这是对“全球主义”的反抗的观点。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比如在环形路上，人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而不是一些巨大的法西斯阴谋。尽管如此，这些团体仍试图领导当地的集会，并被接纳为运动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失败，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区域一级，黄色马甲集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将这些团体排除在运动之外。最后一根稻草是，这些披着黄色/背心的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巴黎和里昂袭击黄色背心，结果遭到群众和反法西斯武装分子的殴打和击退。 第二:运动与法西斯党、国民大会(前身为国民阵线)。媒体，尤其是为选举做准备的媒体，把这次全国大会列为马克龙政府的头号敌人。这导致了“除了马克龙，什么都可以”的想法。总的来说，这种媒体动态确实有利于全国人民的集会;这使他们成为马克龙的对手。但他们是黄背心的支持者吗?他们口头上支持这场运动以赢得选举的支持，但他们也支持政府加大镇压力度。与法/西/斯主义者的预期相反，黄背/心党并没有发泄他们对选举的愤怒;全国聚集选票的增加幅度很小。同样，社民和修正主义左派也因试图领导这场运动，但未能成功，完全丧失了信誉。 这就导致了目前的情况: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必须由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来反对，以表明真正的替代办法是革命。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自从“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辩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等与全体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话题上，而不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话题。向人民表明法西斯分子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从中获利)现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革命实践：共产主义的迫切必要性
我们日益清楚的是，科学估计的全球变暖速度正在上升。更重要的是，这种惊人的趋势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人类世界，人类对待世界的方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的天气事件与荒漠化，数百万人不得不搬家，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洪水淹没或无法继续维持农业。 现在，只有像唐纳德·特朗普和尼格尔·劳森这样的极少数人否认人类活动正在引发气候变化和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的作用。多年来，已有国际政府代表会议审查情况并讨论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些会议试图制定政策，以控制和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并达成国际协议，以实施有效措施。但这种协议通常不会受到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关注。如果目前的行星运动轨迹仍在继续，那么在未来，数亿甚至数十亿人将面临生活中的剧变和过早死亡。 那么,为什么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解决气候问题是不可能的？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资本主义。我们生活的这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增长趋势，经济活动量在不断增加。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就开始走下坡路，导致工人失业，商品和服务产出下降。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这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所需的自然资源量和电力量不断增加。此外，资本主义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体制，不同的私有企业都企图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上超越对手。各国政府努力实施各种规章制度，以牺牲他国公司的利益为代价，使本国公司受益。因此，为遏制气候变化而执行国际协议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至少已经有一些已经签约的国家要为自己的直接利益而违反这些协议。尽管以非常不平等的方式，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福祉，但它现在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除非我们取代这个无法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则环境破坏会毁灭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被分为主权界限的世界，尽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存在意味着许多国家的事务受到强大的外部影响和来自美国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动是不可能的。有必要尽快在一个社会制度下建立一个团结的世界。这种世界范围的制度被称为共产主义。但这个词的意义被广泛误解。在真正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为生产资料是共同拥有和控制的，并且设法满足每个人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创造利润。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的，人们可以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利用自然。 但我们不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从一个分裂为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一夜之间跳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用大规模的革命起义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时期，开始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并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这一革命变革时期被称为社会主义。过去的世界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通过渐进的和平手段来实现。每当社会民主党派，例如英国的工党，组建政府并试图在社会上进行彻底的变革，他们就会受到资本家阶级及其在法院，公务员，军队和大众媒体的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富裕的资本家们宁愿我们因环境恶化而灭亡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剥削性经济体系，他们会用武力镇压任何针对他们的民众起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摆脱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激进手段来打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避免环境灾难。在英国，镇压反抗运动是这种日益增长的意识的最新表现。但他们坚持以和平方式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那么将会进行必要的重大政策变革。这些人虽然是善意的，但他们却错了。只有通过必然要求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转变的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创造一个适合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世界，并保护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在未来，等待我们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Source: http://www.revolutionarypraxis.org/?p=2152
共产党人的选举抵制
2018年，世界各地举行了大量选举。意大利、瑞典、巴西、美国，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力量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抵制。在印度，共产党人呼吁抵制泰伦加纳邦的选举，在加拿大则是魁北克省。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我党一度积极参与2017年抵制运动，其后直至立法机构选举。而在马克龙当选的一年之后，事实证明了选举立场于事无补。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者采取着同样的态度：在如德国和挪威一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先前的选举已遭抵制，而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土耳其，在秘鲁，在曼尼普尔邦，在那些发起和支持人民战争的国家，共产党人被驱逐出了所谓的民主选举，而那些游击战士则更为国家军事机器所追捕。即拿秘鲁来讲，甚至即于1980年五月十七日投票之际，人民战争的第一次战术进攻就在丘斯奇开始了:包括烧毁投票箱和谴责选举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中，抵制选举是总的趋势。在此文中，我们将究其细节阐明这一立场的来龙去脉。通过今年巴西、魁北克和美国的例子，我们将会说明组建反法西斯、反修的革命阵营的可能性。而最后，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投票和弃权，我们会划分出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界线，把抵制的策略同我们的革命总战略联系起来。 巴西：反法西斯的积极抵抗 当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立法西斯政府制度的力量上升了。这种上升目前主要体现在选举目的上，政客和法西斯党羽正大乘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崩溃之风，以求在各色选举闹剧中窃国。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它自己创造的这种情况，反对那些拒绝投票的人，而后说：“弃权者是为极右翼服务。” 巴西的选举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虚假主张背后的原因。巴西政府作为帝国主义的客户附庸，长期以来，证实了群众无法从中获益的事实。买办资产阶级（那些将自己的国家卖给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人）的“温和派”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名誉扫地。“劳工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所谓的改革者，继续揭露资产阶级政客的真实面目。这个劳工党政府以国家的官僚资本谋私利，迅速暴露了其买办本质。巴西劳工党的主要受欢迎领导人卢拉(Lula)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就是在这起案件中下台的。 在此情况下，2018年十月的选举充斥着罄竹难书的丑闻，比如卢拉被巴西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保守派和反动派一脚踢开，没有它的旗手，劳工党肯定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这样的挫折就是人民对劳工党谎言的深恶痛绝，而劳工党却动用军队解决工人阶级社区的暴力问题，为组织如世界杯等体育赛事又驱逐数千人，使其流离失所。也正是在这个政府治下，在反对组织世界杯的示威游行中起义的23名巴西革命者被逮捕并监禁。 2018年巴西大选的第二个特殊之处则是博尔索纳罗及其政党社会自由党的崛起。这位法西斯候选人得到了来自军队的支持（他当副总统的同伙之前是将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巴西政府则是金融市场上这些列强的附庸。凭着这些盟友，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外，他肯定还会赢得那些怀念旧日军事独裁的人和巴西所有反动阶级的选票。博索纳罗的同伙汉密尔顿·穆伦还叫嚣，一旦失败，一场政变呼之欲出。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实行抵制，作为抵抗地主、买办及其最反动的边缘分子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策略。许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农民组织、学生组织、报纸以及妇女运动等……都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积极推动这种抵制。在村庄里，政府派遣军警强制投票并阻止抵制投票的企图（在巴西投票是强迫性的）。在城市里，警察部队不断入侵大学，恐吓学生，学生们打出反法西斯口号，举着 “既不要选举，也不要军事干预(Nem eleicao, Nem intervencao...
马克思主义和拉美革命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会简短地介绍马克思，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创建者，唯一的能够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科学思想的奠基者，在拉丁美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在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所谓的“发现美洲”其实只是把美洲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锁链中罢了。但是，就像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后来展示的那样，这并不代表拉丁美洲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欧洲瓦解和退却的封建主义秩序在美洲焕发了生机。实际上，它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们用武力强加在了美洲人民的头上。 路易斯·埃米利亚诺·雷卡巴伦，智利共产党的建立者 拉丁美洲的第一批年轻的工人阶级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半封建的基础上，压迫无地和少地农民的社会和生产关系在独立战争之后仍然没有被消灭。因此，这些日子里的斗争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与此同时，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世界的这一片地区并没有变得广为人知。 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年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问题上占据优势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第二国际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只在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来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了拉丁美洲。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是十分巨大，甚至无法测量的。但是，只有在这个里程碑之后，工人运动才认识到资本家和地主所说的是不可能的，拉丁美洲的工农才把俄国革命的胜利当成了自己的胜利。在此之外，随着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手宣传终于到达了世界的这一部分。随着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被发展到了第二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 拉美各国共产党建党年份 在许多国家里都建立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在智利，这个过程在1922年1月1到2日，于路易斯·埃米利亚诺·雷卡巴伦的指引和领导下完成了。 共产国际在把这些党发展为能够对抗剥削，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战斗的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问题是，关于阶级斗争的争论也在共产国际内部产生了，而这无疑对其的拉美各分部也造成了影响。举例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前半部分，红线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共产党中取得了胜利，向大地主，大资本家，和他们的法西斯形式展开了斗争。 自从三十年代的后半部分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逐渐抬头了。左派把焦点聚集在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身上，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在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的右派路线夺了权。这也在拉美各国的共产党中发生了，唯一的例外是秘鲁，该国的革命者保卫了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建立的党。 随着一系列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全面转向议会道路，而且，主要的是，随着古巴革命在1959年胜利，政治-军事组织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了。这一部分的革命者想要找到继续向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出路。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秘鲁共产党建立者 这些政治-军事组织的问题在于他们把枪杆子和理论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而重要的是，理论和政治必须领导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创造一个组织，因为很多组织甚至在取得巨大进展后也背叛了革命，比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的“阿尔法罗活着，操！”，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重要的是保卫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的发展。因此，秘鲁的红色派说：“我们不会建立一个新的党”，我们将要做的是“夺回和发展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为什么夺回？因为这些作为共产国际一部分而建立的党是革命的党，而这些党要被夺回。为什么发展？因为自从这些党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在政治-军事组织中，许多挥舞着革命旗帜的人民子女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的斗争遭到的背叛不能否定他们作出的贡献。进一步说，马克思告诉我们，要革命，光靠全心全意的参与是不够的，更要科学地战斗，无时无刻让政治挂帅，而工人阶级应当在共产党里被组织起来。这是一条让工人阶级和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的教训，而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忽视这一切。 罗基·达尔顿，萨尔瓦多共产主义者 来源：http://elpueblo.cl/2018/10/31/el-marxismo-y-la-revolucion-en-america-latina/
保卫贡萨罗主席的生命，高举毛主义的旗帜！
最后，听着：我们正在全世界见证毛主义势不可挡地前进，来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听好了，听懂了！那些有耳朵的，别让它们闲着。那些有理解能力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别让它闲着！我们受够了这些废话。我们受够了这些隐语！理解这一切！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毛主义得到体现。毛主义正在得到体现，它，通过产生共产党，将要领导将要到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 （贡萨罗主席被捕后的讲话，1992年9月） 我们，各签署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和组织，在隆重庆祝贡萨罗主席具有历史意义和开创性的演讲的二十六年纪念日之际，再次声明，我们完全并特别地保卫这一思想和行动的巨人的生命，秘鲁共产党和秘鲁革命的伟大领袖；他定义了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第三，和更高的阶段，确立了在今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者。我们明白，对贡萨罗主席的保卫就标志着通过斗争用一切力量把毛主义作为正在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的唯一领导和方向。我们明白这场斗争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重新团结起来的任务的一部分，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以及最后，为了共产主义的斗争，放在第一位。 庆祝伟大的卡尔·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的活动—以及此前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和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活动—标志着团结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斗争的一大步。推动这场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拉丁美洲的马列毛主义党和组织：它们展示了国际共运中一大部分的更高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团结；与此同时，新的力量也在加入国际共运的行列。这样的运动，自从庆祝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以来，是绝无仅有的。这不应该让人感到困惑：支持人民战争的活动的性质与此完全不同，因为这场活动是一场完全由带有毫不含糊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参与的活动——这个事实应该得到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说，应该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对修正主义和服务世界革命的斗争的起点。简短的说，就是对“团结在毛主义之下！”这句口号的体现。 任何愿意观察的人也应该注意一点：在过去几年里，国际共运也得到了一波重要的新生力量。在许多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在不成熟阶段的国家里，拥护马列毛主义的党和组织重新出现了，并担起了重建被修正主义破坏了的共产党的任务。这些力量里的大部分旗帜鲜明地接受了贡萨罗主席定义的毛主义的定义。这一切让一些人用偏离了任何马克思主义评判标准的言论把它们贴上了“贡萨罗主义者”的标签，把左派归罪为“教条主义”。除去显而易见的之外—也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从来都用同样的方式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这揭示了，这些批评者没有理解我们正处在通过斗争把毛主义作为正在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的唯一领导和方向的阶段；不仅如此，在把毛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阶段的发展时，许多党和组织，在实际上，只把这一切看作了对一个名词的改变，也就是把毛主义看作毛泽东思想“更加现代”的说法。 所以，国际共运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毛主义没有被正式承认，而是一些人对其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究竟是谁把毛主义定义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更新，第三，和更高阶段开始；因为只有从贡萨罗主席对其科学的确立开始，我们才能把毛主义理解为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系统。如果不把贡萨罗主席的著作作为起始点，就会陷入折衷主义的陷阱，反对着个别语句但无法理解他们的含义。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少党和组织，虽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却仍然卡在某一点，无法在过程中得到飞跃，而那些花了最多的经历学习贡萨罗主席的党和组织，总体来说，既主要在质量上得到了进展，也在数量上得到了进展。我们建议那些忙着贴标签的人睁开他们的眼睛来看待客观事实，而不是被他们的想象带走。 只要观察重新团结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斗争的真实情况，就能看到，在许多方面上，我们现在的情况比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达到最顶峰时的情况还要好，因为贡萨罗主席不仅仅把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正确地称作“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他同时精准地指出了只要它还在“跟随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它就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运动在红色路线的基础上把共产党人团结了起来，而这条红色路线就是贡萨罗主席的路线。这就是说，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作分析的要点是点明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特别是重新团结共产党人的斗争的服务。这些斗争是把毛主义作为正在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的唯一领导和方向的斗争—也就是说贡萨罗主席领导的斗争—的一部分。在美国“美革共”的修正主义者—趁着当时左派受秘鲁人民战争的挫折影响的困难处境—彻底控制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后，它失去了它的正面作用。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表达的情况下，这一团结应该为革命服务，也只为革命服务。今天，全世界共产党人得到团结的唯一基础只能被建立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上，不然，这就不能成为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而只是和修正主义以及机会主义的某种“阵线”。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被修正主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通过手段取消了。简要来说，阿瓦基安的方法就是—从他对秘鲁的第二条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开始—所谓“重要的不是作者，而是路线”，而正是此导致了关于究竟谁是“作者”的论战。难道这个可悲的人不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会在他们的伟大领袖受到质疑时起来吗？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是如何开始偏离方向的。当时，国际共运的左派的问题是秘鲁共产党在贡萨罗主席被捕后面临的的艰难和复杂的情况。 尽管如此，秘鲁共产党继续完成着其作为国际共运中的红色派的角色，它的人民战争也继续成为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灯塔和向导。虽然贡萨罗主席被捕了，党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羁押，人民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像是缺乏伟大领袖这样的情况给左派带来了很多问题：右派公开地摆明了他们的位置（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和谈作为战术的正当性”，对半封建性质和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否认，对帝国主义的三大特点的否认，等等），而这一切都被暂时放在第二位，因为注意力被集中在“讨论”帝国主义心理战术和叛徒的恶毒行径上了。在世纪之交，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接下来，左派遇到了困境，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掉入了阿瓦基安的陷阱；主导权陷入了右派的手中，他们领导着两条路线斗争，并最终导致了运动的爆炸。修正主义就是这样取消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没有人能把修正主义的罪行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左派的自我批评也是必须的：它的领导层缺乏能够制止修正主义诡计的必要的成熟和远见；随着反动派特务和警察对往往是整个机关的渗透和篡夺，这个问题被极度地加重了。 普拉昌达甚至公然背叛了马列毛主义，与联合马列的修正主义者正式地联合了起来，再一次证明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从来都不是那些想要否定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所提出的观点的人所吹擂的“伟大领袖”，不仅如此，他还向全世界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国际共运在过去几十年内早就见过的最可悲的暴发户，贩子及阴谋家。这个可悲的人已经不再够格被称为叛徒了，因为他已向世人展示，他一生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唯一关心的事情只有个人权力。而这也恰恰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尼泊尔革命的处决者—联合马列的鼠辈—称作“同志”的原因。 距离英勇的阿瓦基安把自己从国际共运中扔出去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的“新综合” 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是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划清界限，是对马列毛主义公开无耻的反对。阿瓦基安就像亚历山大一样自封为神，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帝国并控制新征服的势力，而前者则为了控制他那腐败的小宫廷，继续在泥潭里过着他单调的生活。 尽管两种修正主义立场—尤其是作为右派领头羊的阿瓦基安的立场—仍然有影响力，对他们的斗争并不能说结束了，因为他们两者均从ICM的内部斗争脱离，不能被当作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声称斗争的中心在批评这两个可悲的人就是对修正主义的妥协和对右派的礼让。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已经离开的、已经叛变的，而在于那些仍然是国际共运一份子的。的确，他们有毒的路线必须被废除、摧毁，但我们所作一切尤其是为了重新团结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举世公认的贡萨罗主席的贡献，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核心观点上展开讨论，并尤其要对毛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达成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