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向法利德·阿里比同志表示最大的声援。法利德同志是被压迫者党的前任总书记和现任政治局委员，受到为官僚买办和反动的突尼斯资产阶级服务的警察部队的镇压。 在这个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描绘成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典范或“阿拉伯之春唯一绽放的国家”的国家里，法利德·阿里比同志因谴责警察的作用而被绑架入狱，罪名是“舆论罪”。在这个正发生多次罢工和暴乱的国度的这一危机状态中，警察主要是为以执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分部）为代表的突尼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特定派系服务。 我们知道，法利德同志不仅是突尼斯著名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国际主义革命者，他致力于为改善本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条件服务，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这位同志在懦弱的镇压行动几个小时后得到的广泛声援表明，镇压只不过会对他本人和抓捕他的人产生反作用。 释放法利德·阿里比同志！ 反对将言论自由定为犯罪！ 反抗中的突尼斯人民万岁！ 被压迫者党万岁！ 造反有理！ 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2020年7月18日
“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组织良好的自卫机构。这样，每当法西斯主义使用暴力时，它就必须得面对无产阶级的暴力。” ——克拉拉·蔡特金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以来，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抵抗，而是无论法西斯主义出现在哪里，都要积极地反对和粉碎它。其中一个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由德国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它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目的是开展战斗性的反法西斯工作。在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被取缔后，为了继续其激进的反法西斯工作，德国共产党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并首次把它命名为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在纳粹政权的暴力镇压下，反法西斯行动于1933年停止运作。而纳粹政权本身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击败。 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复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再次陷入危机，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开始出现和增加。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采用，为法西斯主义者在沮丧的工人阶级中巩固自身基础提供了素材。利用反犹阴谋论、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融合，法西斯主义开始在街头形成。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采用了一种将他们对纳粹的喜爱与光头反文化（skinhead counter-culture）的共谋结合在一起的美学——从而产生了典型的“新纳粹光头”（neo-Nazi skinhead）。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组织包括战斗18（Combat 18）、鲜血与荣誉（Blood and Honour）、锤子壳（Hammer Skin）、白人雅利安抵抗（White Aryan Resistance）以及加拿大的传统阵线（Heritage Front）。...
以下的采访是与加拿大革命共产党的代表们进行的，提供了关于目前加拿大疫情的革命观点。 Redspark：三周前，你们的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的加拿大的形势。从那之后，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已经在文章《新型冠状病毒，加拿大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中全面分析了加拿大形势，在此，我们不会重复细节。事实上，自从文章写出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加拿大国家已经采取了每周逐渐增多的隔离措施，病毒正在传播，我们的群众工作已经受到了阻碍。 就公共卫生状况而言，与没有公共卫生系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疫情。加拿大没有美国那样完全私有化的医疗体系，加拿大公民可以免费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然而，多年的私有化与单一买方制（single buyer system）的削减，再加上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导致基础设施的压力过大。治疗很快就会不堪重负，而且没有足够的检测。 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正忍受着危机造成的负担，因为许多人仍然要工作，而那些被认为从事非必要的工作的人现在正在应对付不起房租或买不了食物的可能。（在我们撰写上面提到的第一份分析时，必要工作和非必要工作之间的区分才刚刚开始。）虽然自由党政府承诺租金延期和延长失业救济金，但这些也会变得很紧张。许多允许房客暂缓偿还按揭贷款的房东正在提高他们的租金，而各级政府都没有制止这一做法，所以，在未来，失业数月的房客被要求偿还所有他们未缴纳的租金时，延期就无关紧要了。政府也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阻止房东索要钱财和威胁驱逐房客。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救济制度很快紧绷，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更致力于将公共资金用于银行和企业，而不是用于福利。在省一级，政府的决定甚至更令人发指。例如，阿尔伯塔省省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ey）在多次削减该省的公共医疗保健体系之后，现在承诺——在疫情期间——向石油公司提供更多资金，以维持其运营，因为它们现在无法出售石油（尽管没有停止生产），而不是向医疗保健提供资金，更不用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了。此外，在被认为是必要工作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身处危险之中而没有风险补贴；一些工作（如建设项目）仅仅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 最重要的是，社会上最受压迫的边缘人群，无法获得同样的医疗保健机会。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原住民保留地，由于加拿大长期的殖民压迫历史，缺乏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相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我们大家都记得，在H1N1疫情期间，加拿大政府选择运往保护区的医疗“资源”是收尸袋。在危机时期，最受压迫和最边缘化的人们遭受着最严重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认为没有适当的“公民”那么有价值。 如往常一样，边境关闭是根据帝国主义立场进行的。最初，关闭是可笑的，因为这更像是在作秀：除了加拿大公民和美国公民之外，对所有人都关闭边境——当时加拿大的大多数新的新冠病毒病例都来自美国——至少有一家讽刺报纸开玩笑说，加拿大正在选择只从美国进口冠状病毒。虽然可笑，但他们也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采取了最残酷的反移民和反难民的形式，满足了反移民反动派多年来的要求。现在，即使在很大程度上禁止了美国国民，但资本流动仍然是被允许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比移民和难民的生命更重要。 Redspark：在许多国家，新冠病毒疫情被用作通过不同法律的机会，这些法律说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实际上是加强国家权力。你看到你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吗？ 是的，这正在发生。尽管国家需要对疫情危机做出反应，因为即使是统治阶级也担心其健康状况，但它会根据其阶级收益做出反应，以便在疫情中也能找到一些优势。显然，统治阶级担心失去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政治代表正在努力公开为私营部门和金融资本拨款，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补贴群众的生活条件。但是，如果认为国家不会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努力将疫情变为巩固权力的机会，那就错了，即使几个月来它在消灭这场疫情。警察正在采取荒谬的安全措施，在工会谈判的情况下悬置劳动法，以及推行一整套证券化措施。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将其概念化，因为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曾试图说，疫情被宣布只是为了让“至高无上的生物政治权力（sovereign biopolitical power）”行使紧急状态——这种观点与反动的阴谋论者的观点一致。这个国家正在对进入帝国主义核心的真正的紧急情况做出反应，但是它的反应是你所预期的帝国主义的定居者资本主义国家（imperialist settler-capitalist...
12月14日星期六，Redspark在巴黎举行了第一版《菲律宾社会与革命》法语译本的发布会。 发布会开始时，宣读了《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的作者、菲律宾共产党创始成员何塞·马利亚·西松教授向活动参与者和小组成员以及以法语出版《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的红太阳出版社（Soleil Rouge）的问候。他说，他的书最初出版于1969年，描述了“自血腥的马科斯独裁统治以来可能发生了变化”的矛盾，但“通过更‘开放’的方式与当前的杜特尔特政权保持着关键的相关性。” 第一位发言者是路易斯·贾兰多尼同志，他描述了《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并使他从一名牧师变成了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以及他正在组织的与农民一起研究《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如何使他们理解到，他们的状况不是上帝给予的，而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他在结束讲话时说，“《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的作用得到了承认和深切赞赏，并将继续发展成为菲律宾革命的有力武器。” 贾兰多尼同志讲话后的问答很热闹，包括《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如何分析美日帝国主义对菲律宾的侵略，以及在今天，《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如何成为分析中帝国主义对菲律宾海域的侵占的工具等。一些人还提出问题，质疑菲律宾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贾兰多尼同志回应说，菲律宾共产党一贯欢迎和平谈判和临时停火的机会，条件是尊重90年代菲律宾政府签署的协议。他还举了新人民党帮助农民击退武装土地掠夺者的例子，并与地主就佃农的剥削条件进行了谈判。 活动的第二部分，克里斯托弗·基斯特勒同志以Redspark的名义就学习《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的重要性发表了讲话。他说，《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太重要了，当出版西松教授的选集时，故意把它排除在18卷之外，因为出版商认为任何对选集感兴趣的人都已经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了，就算他们没有，他们也必须让它能够随身携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研究它。”基斯特勒同志接着将《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的影响力和团结作用与列宁的《怎么办?》在俄罗斯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最后讨论了对这部著作的深刻研究如何能够帮助法国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帮助法国革命运动摆脱使斗争深陷泥潭的运动主义（译者注：一种反对列宁主义，认为无组织的斗争能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所谓“激进左翼”潮流）潮流。 红太阳出版社的编辑贝热尼丝·博凯同志结束了活动，介绍了法国的独立出版史，以及毛主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毛主义者从来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他们的著作是由其他另类或有争议的出版商出版的，比如Maspero。今天，这个空白被红太阳填补了。“博凯同志透露了即将在2020年出版的书目的一部分，包括刚开始出版的《皮埃尔同志选集》，以及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问答，活动结束了。随后，贾兰多尼和基斯特勒同志接受了菲律宾国家电视台PTV记者的采访。
随着今年社会斗争的加剧以及政府对移民们的法西斯主义暴行，Gilets Noirs［黑背心］运动在巴黎成立，迄今已有数月。该人民运动主要由无证移民组成，其中有工人、无家可归者和移民孤儿，其得到了“La Chapelle debout”这一集体的支持。黑背心们要求所有无证移民的正规化，要求撤销 2018年12月10日生效的《庇护和移民法》以及其他所有迫害移民的移民法，他们要求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关闭拘留中心并停止在阿尔卑斯山、海上或丛林中狩猎和杀害移民。 他们要求的只是人类所必须的生活条件和与其他普通人同等的生活、工作自由。 今天，2019年7月12日，黑背心运动接管了巴黎万神殿，这个地方特别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代表了共和国的核心。万神殿被500—700名黑背心占领。他们发表演讲，高呼口号：“ 我们想要什么？文件！为谁？为了所有人！” 作为回应，警察进入万神殿，并驱逐了黑背心们，移民虽被迫离开万神殿，但他们拒绝分散开来以避免被捕，他们高呼：“我们团结一致，无人可将我们分离！” 黑背心要求与爱德华·菲利普会面，提出他们的主张，但没有得到总理的任何回应，总理一年来都在暴力镇压社会运动。然而，警方并没有起诉这些移民，目前还没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而且在万神殿内，警察也还没有使用暴力。国家显然害怕黑背心运动的群众性，并希望避免引发更广泛的动员。 2019年5月19日，该运动还发起了对巴黎戴高乐机场(Paris-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的大规模占领，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一选择的地点同样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移民是被从这个机场起飞的飞机驱逐出境的。 我们常常听说移民无法被动员起来，宛如一盘散沙，黑背心运动证明这是失败的扯淡。黑背心们表现出了坚强的决心、坚韧和勇气。...
译者的话：这是一篇很具讽刺性的文章，希望中国的“第四国际主义者”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所有关于所谓的“第四国际”的言论总是让我感到厌恶，甚至在我被吸引到革命共产主义的毛主义领域之前就是如此。这种厌恶与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感受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与理性有关。听着：如果你的“国际主义”只是意味着一场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就不能称自己为国际。特别是当存在着大约15个相互竞争的，自认为是这个狗屁组织的合法继承人的宗派组织领导的”第四国际”时，你尤其不能称自己为一个国际。 任何认为存在合法的“第四国际”的人，确实需要停下来，理性地思考历史一分钟以上。这样的考虑会使他们认识到，这个所谓的“国际”在诞生之时就有两个主要的缺陷：a)它主要由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朋友组成，尽管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买办（petty-bourgeois comprador）；b)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仍然追随第三国际(实际的国际)，并将“第四国际主义者”视为一群“破坏者”，甚至可能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虽然可能不一定是，但这一指控比第四国际关于其国际的地位的主张更常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声称某种国际与声称世界资本主义已被击败一样可笑。 因此，如果你称自己为“国际”，但甚至与全球外围的有机运动都没有联系，而且主要由位于帝国主义中心的一小群知识分子群体所代表，那么你就不符合任何接近这样一个名称所需的“国际主义”的名号。(而且自从帕布洛主义者*被踢出第四国际，并被扣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之后，那么你就真的拒绝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革命的任何团结！)也许这种“国际”标签适用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因为这些国际主要是建立在欧洲的背景下，但是在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一个成为真正的国际的资格，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的第三国际之后，如果还有一个追溯到过去，并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的回声的国际(值得说的是，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闹剧)，那么很明显你就是藐视国际。甚至托洛茨基，当他还是一名革命领导人时，也参加了（第三国际的组建—译者注）…还是这个托洛茨基，在他死前两年又支持了一个伪国际的创建，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流放的痛苦造成的结果。毕竟，直到他去世前五年左右，他才开始考虑反对将他踢出其行列的实际的国际。 到目前为止，第三国际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和国际兼具的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和个人，其中许多人积极参与革命，出席了会议；议案获得通过，许多所谓的第四国际都会无视这些，而这恰恰是真正的能被称之为国际主义的东西。难怪绝大多数共产主义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承认第三国际，对所谓的第四国际除了恶意什么都没有。难怪伪第四国际未能获得吸引力，因为它的许多假设似乎存在于无视以国际主义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第三国际的过程中。 然而，第四国际的捍卫者喜欢假装他们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者，并意淫他们的支持者遍布世界各地。当涉及到整个世界的实际革命史时，他们变得支支吾吾，假装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国际力量，而他们只不过是主要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群体，他们在外围的微小支持群体已经被实际的、有机的，对那些从买办的队伍中涌现出来歌颂第一世界的小资产阶级反对者没有耐心的革命运动，有时甚至是以带有恶意的方式，边缘化了。把“第四国际主义者”当做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是否是正确的，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外围-译者注）这个伪国际的代表既是边缘的，又一般属于全球外围特权阶级的阵营，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是他们所假装的国际主义者。毕竟，当你听从欧洲和美国的命令，并与你的社会背景下的有机运动完全脱节，你只不过是一小群半特权的知识分子，你并不代表一个值得被视为国际的全球运动。 相反，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从来不敢称自己为国际。事实上，当它成立，甚至号召革命共产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它也断言它不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有趣的是，与第四国际不同，RIM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实际的有机革命运动相联系的国际组织：它与秘鲁人民战争有关，它帮助促成了印度人民战争的统一，它曾经把尼泊尔人民战争纳入自己的队伍中，它产生了即将进入自己的革命时刻的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然而，尽管RIM与世界革命有真正的联系，但RIM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定义为不是下一个国际。 与创建第四国际的那些被抛弃和被人厌恶，从未与任何地方的任何具体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不幸或幸运的是)被赶出了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行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参与实际运动的时候，RIM并没有假装自己具有相同的（与第三国际一样的-译者注）国际意义，尽管事实上他们经常具有革命意义。这是因为，当时RIM认识到，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有在下一次世界历史性革命之后才能出现。也就是说，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不同，第三国际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是由第一次共产主义领导的世界历史性革命（指十月革命-译者注）宣布的。在这一刻之后，宣布一个“国际”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共鸣。 即使是同是世界历史性革命的中国革命，也不敢建立第四国际，因为它当时经历了第三国际的解体。事实上，之前的RIM发现难以设想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革命是如何在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国际机构中经历沙文主义的。但第四国际以其傲慢自大的姿态，认为它可以重启整个国际事业，要求世界跟随它的领导，尽管它并不拥有得到世界历史性革命证明的理论，就好像它可以回到第一国际的时代一样。 这一直是问题所在—试图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前存在的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重新启动共产主义理论。与其找出前进的道路，并通过明显失败的灾难来理解成功，最常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只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还是重新开始。那么，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所谓的第四国际不称自己为新的第一国际，因为从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蔑视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一国际。甚至第三国际也没有去使第二国际的失败合法化；它知道第二国际在它的最后时刻破产了，但是在那之前，它已经从有限得多的第二国际中学到了很多—事实上，正如Lars Lih所指出，不管最终列宁和每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是如何离开第二国际的，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影响，列宁甚至不能写出《怎么办？》。从那个国际的灰烬中，列宁和他的盟友成功地发起了第一个真正的国际。 然而，第四国际主义者甚至从来没有费心去接受第三国际的起源和革命原则—他们从该国际成立的历史时刻得到的几乎没有比国际这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有一群相互仇视的第四国际主义宗派，他们与实际存在的革命几乎没有联系(除非认为每一场革命都是“假”的)，在逻辑上不存在这种国际。 这就是为什么我或多或少对那些谈论“第四国际”的人理性地感到厌烦了。作为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而且往往花他妈的很多时间担心定义、语义精确度和逻辑连贯性—我通常对那些谈论“国际”，但似乎并不理解“国际”这个词在逻辑上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感到厌恶。当你对世界的理解更狭隘时(也就是马克思或考茨基的时代)，谈论国际主义是一回事，但将同样的理解转置到一个已被世界革命和全球通讯不可逆转地改变的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希腊历史学家可以说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的一小部分…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让我们弄清楚：没有“第四国际”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从来不符合成为一个国际的条件—自从第三国际以来，没有一个有机的革命运动接受这个虚构的狗屁第四国际的命令，并且通常，虽然在限定的条件下，它们都只是宣称忠于在第三国际中建立的东西。因此，第四国际主义者缺乏使用国际一词的任何语义理由，并且应该立即停止这样做，因为他们藐视理性思维。...
上周，资产阶级媒体在毛主义共产党针对贵族生态部长弗朗索瓦·德·鲁吉(François de Rugy)的家采取行动后，谈论了毛主义共产党（PCM)。今天，我们继续承担这一行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这个“德·鲁吉案”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经过几个月的群众运动，黄背心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德·鲁吉提醒了大家，无产阶级在工作的同时，资产阶级却以牺牲群众为代价，享受着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多次与朋友吃饭，交税，显示了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在政府最高职位上的下流表现。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表明，面对这种情况，群众可以抬起头来，直接面对资产阶级。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剥削我们，但德·鲁吉的特殊情况及其反响使它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 其次，因为随着德·鲁吉的辞职和资产阶级机构对他的赦免，“德·鲁吉事件”不再成为头条新闻。尽管有丑闻，“事件”还是已经平息了下来，德·鲁吉现在可以舒适地享受他作为国会议员的特权，像往常一样得到丰厚的报酬。即使丑闻的严重程度迫使他辞去所有责任职位，我们也知道政客们很容易在私营部门找到职位，比如大公司、投资基金、银行等的高管。所以这首先是阶级的问题：德·鲁吉可以离开他的公寓，或者永远不吃龙虾，但他仍然是阶级敌人。我们的行动旨在向资产阶级表明，他们不会因为扼杀“事件”而逍遥法外。整个生产方式使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只有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现在这一行动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国家正在寻找罪魁祸首，当他们看到德·鲁吉受到威胁时，让所有那些说“他罪有应得”的人闭嘴！在标语贴出不到一周后，南特警察在一名工人的工作场所逮捕了一名工人，指控他是标语的作者。众所周知，这名工人在法国的群众斗争中，因为他在2016年劳动法斗争中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司法”的制裁，最近他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工会中，和在黄背心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国家立即将一个简单的标签贴在了他的身上，而资产阶级则制作了数百万标签贴在了我们身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这件事，也没有任何党派关系，警方仅仅因为有他在身边就把他不假思索的关进了监狱。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压抑情况的一个例子，其中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阶级，他们的肤色和出身，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些警察晚上在岗位上度过，白天在集会上，而什么也不做。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警察的优先事项：6月21日，在南特，史蒂夫·马亚·卡尼索(Steve Maia Caniço)在穆西克广场(Fête de la Musique)遭到警察袭击后失踪。一个月后，他的尸体仍然没有找到，南特警方掩盖了那些对他的失踪负有责任的人。同时，它找到了针对个人参与阶级斗争的时间和手段，并压制每一个转折点。法国的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媒体公布南特逮捕活动家的公告时，经常被群众指出。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不顾事实和证据，试图把这个激进分子变成一个范例。从2016年开始，他因旧原因被监禁，这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加强对所有政治犯的团结，表明我们团结起来保卫那些在前线遭受资产阶级攻击的人。 让南特的囚犯和所有的政治犯立即获得自由！ 让黄背心们和群众运动的所有囚犯获得自由！ 为阿达玛，史蒂夫，阿布巴卡尔和所有其他人伸张正义！...
在我们新节目的第二次采访中，一位法国同志、革命青年成员和《人民事业报》编辑之一讨论了黄背心运动的现状。 Redspark:目前黄背心运动的状况如何? 首先，媒体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这场运动正在逐渐平息，去年12月，这场运动达到顶峰。 然而，经过6个月的斗争，可以肯定地说，这场运动的最初形式，特别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最近两个月。 其次，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导致黄背心运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政府和它的其他资产阶级对手什么也没有解决，群众对现状的普遍愤怒程度很高。物持续上涨，工资冻结，失业率仍然很高，整个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的无能导致了它对任何造反者使用武力的激增。例如，在运动的第二个月，在街上部署了8万名警察，与以前的运动相比，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甚至为使用巡逻部队对付黄色背心铺平了道路。军队被部署在这个大都市，警察被派往留尼汪岛等殖民地维持秩序，这些事实表明，这里的镇压程度是21世纪前所未见的，与二战后数十年的斗争遥相呼应。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在11月17日之前(运动的起点)，还是在12月的环形车道上(环形车道是黄色背心开始运动的地方，用汽车堵住交叉路口，搭起棚屋举行集会)，还是在1月的民众游行，还是在2月的地方集会，或者仅仅在6个月后的现在，都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们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重新站起来，现在正在寻找工具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Redspark：你是如何分析这场运动的现状的? 该运动有若干情况，这些情况导致了它目前的地位。 一方面，这场运动存在内部矛盾，比如它一开始是不同阶级力量的混合体:当然是无产阶级和工人，但举一个极端的反例，卡车运输垄断企业的所有者。几周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不同的原因得到了救助:资本家在一周后得到政府的减税，不再支持这场运动;在暴力行动和游行示威开始后，保守派右翼成为该运动的坚定反对者;对运动感兴趣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对长期的斗争不感兴趣。那时，运动开始使用战术和行动，真正显示它来自群众:拆除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路障，罢工，封锁当地的油罐车等等。但是，要使这些行动在长期斗争中继续下去，就需要一种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在某些情况下是地方性的，但从来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这导致了当地抗议者的分散，失去了动力和兴趣。 另一个矛盾是在投票问题上的分歧:一些“第一批”黄色马甲(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接受了媒体采访，被选中与政府讨论“出路”。“随着5月即将到来的欧洲选举，其中一些人开始试图将运动引向选举主义。这是一次失败，因为大量的“黄背心”候选人只获得了不到1%的选票。媒体对“政党政治”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摆脱“黄色背心”危机、试图影响这场运动命运的方式，结果适得其反。毫不奇怪，几个月前在圣纳泽尔举行的全国黄色背心大会上，黄色背心党决定在选举中不支持任何人，这是重要的，强调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另一方面，运动中也有来自外界的问题。第一个和最明显的是镇压的程度，自运动开始以来，镇压已急剧升级，有几千人受伤，一百多人受重伤，十多人被杀。其结果是双重的:首先，一旦国家使用暴力和镇压，运动就变得更加激进，而那些因参加运动而被逮捕和审判的绝大多数人通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然而，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变得更加危险，因为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警察摧毁人们在环形路上的棚屋，或在街上投掷催泪瓦斯和殴打年长的抗议者，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有时逮捕的人数比他们声称参加示威的人数还要多!)这种高水平的镇压，包括身体上的镇压(警察的暴行和使用武器，导致死亡或重伤)和司法上的镇压(数千人的审判导致许多人入狱)，对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地，人们仍在与这种情况作斗争:以特奥和特里斯坦为例，两名抗议者因其穿着黄色背心的激进主义而被审判和监禁，当地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在示威活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群众的支持(无论是否穿着黄色背心)，如5月1日的示威或其他集会。 Redspark:极右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这场运动来提高他们的人气和人数?这个和左翼相比如何? 关于极右翼和运动，重要的是要理解两件不同的事情: 群众运动和街头法西斯集团。从一开始，这些组织就试图渗透到该运动中，有些甚至传播了这是对“全球主义”的反抗的观点。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比如在环形路上，人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而不是一些巨大的法西斯阴谋。尽管如此，这些团体仍试图领导当地的集会，并被接纳为运动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失败，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区域一级，黄色马甲集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将这些团体排除在运动之外。最后一根稻草是，这些披着黄色/背心的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巴黎和里昂袭击黄色背心，结果遭到群众和反法西斯武装分子的殴打和击退。 第二:运动与法西斯党、国民大会(前身为国民阵线)。媒体，尤其是为选举做准备的媒体，把这次全国大会列为马克龙政府的头号敌人。这导致了“除了马克龙，什么都可以”的想法。总的来说，这种媒体动态确实有利于全国人民的集会;这使他们成为马克龙的对手。但他们是黄背心的支持者吗?他们口头上支持这场运动以赢得选举的支持，但他们也支持政府加大镇压力度。与法/西/斯主义者的预期相反，黄背/心党并没有发泄他们对选举的愤怒;全国聚集选票的增加幅度很小。同样，社民和修正主义左派也因试图领导这场运动，但未能成功，完全丧失了信誉。 这就导致了目前的情况: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必须由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来反对，以表明真正的替代办法是革命。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自从“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辩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等与全体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话题上，而不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话题。向人民表明法西斯分子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从中获利)现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从5月23日到26日，欧盟的27个成员国准备向我们开个名为“欧洲议会选举”的天大玩笑，以选举一个毫无实权的冒牌议会，用来在那些早就由上游的“欧洲委员会”决定的问题上发挥纯粹的咨询作用——这一“委员会”的成员已经由马克龙、默克尔和萨尔维尼们任命好了。这个傀儡议会的700多名代表，以及比这还多的“专员”和“官员”们，仅有的职责就是坐在那儿无所事事，以及替自己的政党捞钱。 我们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大多都看透了这点。在 2014年欧洲最后一次大选中，我们有54%的人没有投票。对于政客们参选时的诺言，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无论它们多么悦耳动听，到头来，这群人照旧只会替有钱人说话。 现在，该是听听我们的声音的时候了。我们要主动抵制所谓的“选举”，让它失信于民；我们要接下所谓“欧洲议会”的伪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揭穿所谓的“欧盟”——这个帝国主义联盟压迫、剥削世界人民以进行帝国主义统治的所作所为。 这些国家统统在替财主和大老板们服务，对我们老百姓和工人们的事情关心得越来越少。它们替资本家们推动战争。我们得说，这些什么“选举”的名堂，大体上讲，根本给不了我们半点好处。现在，是时候把我们的生活和财富夺回我们手中了！ 我们听够了什么“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欧洲，也不指望沙文主义和现行法律退出欧盟。我们知道这些改变不了法国和这个联盟对我们的剥削，更不能撼动用于进行这种剥削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只得把欧洲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这儿是唯一一条能引我们达成目标的道路：革命！ 抵制欧洲议会选举！ 不要选举，要革命！ 让我们干翻欧盟——这个帝国主义黑帮！ 《人民事业报》-革命青年-LGBTI革命行动-无产阶级阵线
星期五，4月19日，作为反帝周的一部分，一场关于印度和菲律宾人民战争的讲座在巴黎成功开展了。Redspark主编，克里斯托弗·基斯特勒发表了关于菲律宾人民战争的演讲；加利西亚人类学家阿道夫·那亚则针对印度人民战争发表了演讲。 克里斯托弗同志回顾了菲律宾的历史，从西班牙殖民主义到促成了菲律宾共产党成立的美帝殖民主义和人民战争的开始，提供了关于人民战争和今年度过了第五十个生日的英雄的新人民军（NPA）现状的有价值的信息。 阿道夫同志强调了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重要性。阶级斗争的历史性时刻，比如巴黎公社，五月风暴，郊区暴动，和当今的黄背心运动都发生在了这座城市里。他同时提及了超过一年前在一场事故中逝世的皮埃尔同志以及政治犯乔治·阿卜杜拉的斗争。 在讲话的开始，他号召了立即释放G·N·赛巴巴教授以及印度和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犯，强调了与印度的政治犯进行国际团结行动，以及停止种族屠杀的“绿色狩猎”行动的重要性。 他同时号召了与印度人民战争保持团结，因为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今天和未来为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种族主义，种姓，和父权制的的斗争重要性不止属于印度，更属于整个世界。他强调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创建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党就是支持印度的人民战争。 他重申了他也是一个“城市纳萨尔派”，并用一声温暖的“红色敬礼”结束了发言。 来源：http://dazibaorojo08.blogspot.com/2019/04/francia-paris-charla-sobre-guerra.html
